老年人的“网络焦虑”有多厉害？

老年人的“网络焦虑”

因为热播剧《远大前程》而被观众“宠爱”的倪大红，2018年1月1日发出了人生第一条微博。网友调侃，又一位老艺术家沦为“网瘾大爷”。

倪大红今年58岁，那些和他同龄、把互联网产品玩得666的老艺术家，不约而同获得了年轻人的欣赏，晋升为“老年网红”。

欣赏，因为稀有。

互联网时代把老年人推到了信息的悬崖边。手机里越来越多的功能，使老年人产生了被时代抛弃的焦虑。

2018年3月，中国社科院联合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中，50岁以上中老年人占10.4%，60岁以上占5.2%，这两个年龄段的占比在逐年提升。

但积攒了一辈子生活阅历的老人，要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一场艰难的突围。

2017年7月，社科院研究生李肖静去到北京大兴的村子做社工，主要任务，就是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

上课那天，来了十几个老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大队会议室里。韩玉伦是“学生”之一，因学习热情高涨，他被提拔为小组长。

韩玉伦是大兴本地人，61岁，声音清亮，年轻时是把村里的蔬菜卖到北京市内的菜商。

他感到时代的隔膜，缘于一次陪亲人到阜外医院看病，发现连挂号都要用手机，他不会，只能求助工作人员：去给病人买饭，在餐馆排老长的队，再大老远拎回去。隔壁床的年轻人点点手机，就有人送饭过来了。

他意识到自己吃不开了。儿子换上新款iPhone后，旧手机归了他。他急切地想学会，但是面对这块发亮的屏幕，热情只能化作无奈。

李肖静的出现解了老韩的燃眉之急，他好像回到学生时代，按时上课，勤加练习，用干革命的劲头练手机。李肖静向《博客天下》回忆，一天下雨，韩玉伦没撑伞，骑着自行车，着急忙慌地赶到社工大厅，让社工帮忙把银行卡绑到手机上。学会之后，他兴奋地蹬上车就走了，银行卡都落下了。

“其实都愿意学，但是没地方学，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不会。”韩玉伦说。

老年人的头脑中，对手机操作的印象还是老式手机的时代。面对着智能手机的屏幕，常常一个简单的退出功能都完成不了。有人会用大拇指使劲按手机右下角，按得指尖发白，页面丝毫未动。

韩玉伦刚开始学习使用微信时，也是状况百出，有时候发出一段曲里拐弯的符号，有时候会发长长一条空白语音。

但他的练习方式很独特。他加了一个相亲交友群，一边找女朋友，一边练习打字。相亲群里有数百人，一觉醒来，几千条微信涌入。他喜欢围观群里吵架，有时也掺和几句，将此作为独居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他还跟一起学微信的老太太说：“你学好了以后，得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操作。比如发图片吧，给你们家里人发，天天发，发几十回，你就记住了。”

有一次，他不小心把输入法从手写切换成了拼音，独自摆弄好久也找不回来，索性就用起了拼音，练得久了，居然也无师自通。

不过，韩玉伦的焦虑还没有消失。他还不会点外卖，不会用地图，不会用滴滴打车。韩玉伦明白，互联网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老年人的学习速度想赶上科技迭代的速度，极为不易。

韩玉伦觉得，老年人学手机的最大困难，是记忆力减退，一个操作，往往要学很多遍，随之而来的是难为情。所以对教他用手机的人，老韩必称“老师”。李肖静暑假的社工活动结束后，韩玉伦失去了老师，他苦恼不已，作为小组长，他正琢磨着请村里的年轻人继续开课。

他口中的年轻人并不包括自己的儿子。“我不问我儿子，”韩玉伦说，“他不愿意教，我也不愿意跟他学。”

《报告》数据也反映了老年人学手机的这个特点：不跟儿女学。老年人的解释是，子女太忙，但在李肖静看来，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老人们的自尊心，在子女面前，不愿放下权威的姿态。

“子女有一点不耐烦，父母可能就很介意。”李肖静说，之后就是否定自己，甚至延伸出对电子产品的恐惧。

李连洁今年60岁，哈尔滨人，在老年群体里，她算得上科技达人。十多年前，她就花5000多元买了电脑在家自学。有了智能手机后，她也每日钻研。退休之前，她有疑问可以找单位里的年轻人解答，但现在，有了问题也不知该找谁问。

她从不避讳心中的不安全感，就像不避讳自己失独老人的身份。丧子之痛后，她尽力学习一切用得上的知识。和韩玉伦一样，学习手机、融入互联网也是她缓解焦虑的方式。但与网络亲密接触，也让她体会到线上世界存在的危险。

比如，刚绑定银行卡时，她心里“有点打突突”，只敢用手机付款买便宜的小物件。

即便如此小心，也难以幸免。

有一次她打开微信，不知按了什么，进入了疑似游戏的界面，无法退出。她一头雾水，胡乱操作一通后，发现微信零钱里少了40块。

韩玉伦也被儿子“限制”过手机的使用。儿子怕他被骗，怕他在外面拈花惹草，不帮他给手机买流量，不绑定银行卡，还会时不时地检查他的手机。有一次，韩玉伦怒从心头起，对儿子嚷嚷：“你这属于侵权行为！”

但儿子的担心不无道理。直到现在，他还没明白，为什么微信通讯录里会莫名其妙多出些陌生人。陌生人主动添加他，和他聊天，态度温和恳切，循循善诱。

韩玉伦不太明白什么是微商。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卖东西的。他把和微商的“斗智”看做学习的一部分，一方面练习打字，另一方面锻炼脑力。无事扯扯闲篇，自得其乐。他跟一个卖茶叶的福建微商掰扯了两个月，从茶叶品质好坏聊到家庭状况，韩玉伦买了两小包。现在两人成了朋友。

还有一次，一个莫名冒出来的微信好友向他推销保健品，因为韩玉伦有些中药常识，把对方当场拆穿：“你就是个骗子，卖假药的！”推销者回复了两个鬼脸，再没联系过他。

《报告》提到，至少有60%的中老年人在网上有受骗经历（或疑似上当受骗）。老年手机用户互联网受骗的风险，与受教育程度因素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受骗的比例越高，偏好养生保健类文章的用户尤其容易掉入陷阱。

韩玉伦有自己的生存哲学：不贪便宜就不会吃亏。“记住这一条你就永远不会被骗。”韩玉伦在这个哲学的指导下，群里的红包，从来不敢抢。

然而，《报告》显示，只有25.9%的老人在被骗后选择向子女求助，选择报警的仅有0.6%。究其原因，无外乎自惭形秽，不愿承认，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被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击得粉碎。

接受火星试验室采访前一天，李连洁刚从云南回到哈尔滨家里。这趟旅行持续五个月，她独自一人玩遍了云南省和周边几个国家。

她在西双版纳住了两个半月，之后去泰国、老挝，旅行中租房、买机票、买保险，全部都由她自己通过手机办理。

遇到年轻人，她就互加微信：看见年轻人喝着新上市的酸奶，她也好奇地买一瓶：她对年轻人喜欢的偶像如数家珍，换新手机的原因之一是这款手机是“小鹿（鹿晗）做的广告”。

她努力理解最新的流行文化，第一次听到“狗带”和“freestyle”时不理解，就赶快上搜索引擎搞个明白。

但代际的距离并不能完全抹平。李连洁承认，看不懂年轻人发的东西时，“确实有些失落”。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讲师何祎金曾经撰文探讨老年人对五颜六色表情包的执念，文中写道：“老年人需要面对生老病死，‘早上好’同时宣示的是‘我很健康’。显然，在这种对生命和存在的宣示中，绿色的自然和生机勃勃的花卉或许才是最好的应景主题，它开启了新的一天，亦暗含了生命的隐喻，这依然是一个盛开的时刻。尤其是在汉语语境中，对生老病死的表述常常需要采取较为婉转的方式。而这些绿色的表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老年人的表达方式。”

老年人乐于展示自己使用手机的能力。何祎金在调研中遇到过一位老人，随手拍一张照片，然后熟练地用手机软件P图。何祎金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展示对互联网产品的熟稔，也是对自身生命力的再次认可。

随着老年人智能手机用户的增加。一种不同以往的互联网文化正在产生，它由中老年人塑造，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们不能把我们认可的文化当做整个互联网的文化。”何祎金说。

李肖静做社工的村子里，老年人使用率最高的APP是微信和全民K歌。村民们在手机上录制歌曲，分享到社区中，成为村里时髦的娱乐活动。

《报告》的研究团队在大兴调研时，甚至发现一位阿姨用全民K歌唱歌上了瘾，不舍昼夜，甚至把村委会的音响拉到自己家里唱。她的老伴儿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不堪其扰，两人还为此大吵了一架。

而在韩玉伦的相亲交友群里，蔚然成风的是直播。看起来，老年人更青睐那些能够制造出喧嚣的手机应用，这大概也是对自身生命力认可的表现吧。

李连洁并不讳言自己对手机的依赖，有时看见自己喜欢的内容，也会不知不觉中看到天光大亮。为了减轻手腕压力，她有时会左手握住右手手腕看。

她逐渐感到，不管什么科技产品，“用得越多，胆子越大”。她欣赏那些勇敢的老年人。在巴马县城，她遇到一位年龄相仿的老太太，背着大旅行包，手机拿在手上，传出导航的声音，她竖起大拇指“点赞”，对面的老太太也手动回赞。李连洁觉得，这才是这个年龄应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