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领小麦补贴缘何惹争议？
目前的乡村正处在进一步开放并与市场接轨的过程中，一切都在变化，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与现代社会以及经济运行相契合的社会规则，强化乡村的认知认同，以重构转型社会中乡村的发展秩序。
其实说到底，所谓“大衣哥应不应该拿补贴款”，这个命题从根源上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政策执行和补贴发放问题，而是是在城乡融合推进过程中，农民身份的界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成员权利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类似的质疑和疑惑恐怕会层出不穷。回答好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多从政策上释疑解惑，更要以乡村善治加以引导，在深化改革中明晰权利，如此，“大衣哥领取小麦补贴款”方不会成为争论。
转型中的乡村，总是有很多看似细小的事情值得关注。前几天，大衣哥朱之文领取“小麦补贴”一事便是这样。这本来是乡村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因为从2004年开始，类似这样的农业补贴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获益的农户遍及每一个村落。然而今年山东菏泽的朱楼村却因此显得不太平静。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大衣哥不该拿“小麦补贴”，并由此产生了争论。
那么大衣哥到底该不该拿“小麦补贴”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从现有的政策规定上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小麦补贴”是农村老百姓的一种习惯叫法，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由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补贴整合而来。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明确，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等；对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予补贴。从现有资料来看，大衣哥并没有将承包地流转或者撂荒，符合领取补贴的政策规定，领取“小麦补贴”并无不妥。
那么，为什么乡亲们会觉得大衣哥不该领这份补贴呢？
村民给出的理由是，大衣哥如今的主业是唱歌表演，收入不菲，种地是捎带手的事，不应拿补贴。也就是说，在乡亲们看来，“小麦补贴”应该给真正种地的“农民”，这里的“农民”是一种职业，大衣哥不靠种地为生，所以不该领补贴；另外发家致富的人也不该领这类补贴，大衣哥收入不菲，所以不该领。
乡亲们的这种反应在广大乡村并不少见，表面上看，这反映出来的是部分村民对目前农业补贴政策和土地政策认知上的模糊，归根究底，则是乡村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以及在剧烈变化的城乡关系中，对于“农民”两个字的不同理解。
在一些农村地区，“发达了”的农民被寄予更高的回馈乡里的期望，而不是与“村民争利”，哪怕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且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地区，这种倾向越明显。从大衣哥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唱歌出名之后，大衣哥曾为村里修了路，购买了健身器材，但是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广泛认可，与乡亲们一起领“小麦补贴”自然更不能为大家接受。
应该说，在当下乡村大调整大变局中，乡村振兴与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这样的认知对乡村来说并无裨益。
首先，如今乡村经济社会剧烈转型，能够走出乡村的人越来越多，人口上的分工分化明显。从农业上一步步脱离出来的农民，转行进入其他行业，甚至整个家庭也搬离了农村。职业与身份转换过程中，承包地到期后该怎么办？宅基地的继承问题、各种农业补贴该不该给等等，都是村民们关心的问题。这种变化也使乡村孕育着更多的冲突，尤其是村庄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乡村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村民之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心理上的反差与概念意识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对乡村和谐发展带来干扰。
另外，在农业发展由小农生产逐步过渡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也更多地从个体转变为群体，甚至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生产主体大多为本村村民的情况进一步改变，对农业政策精准性的考验也在增加。尤其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各种补贴叠加将会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谁有权利领取这些补贴？一旦产生分歧，必然对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规模经营主体的持续投入带来影响。
从更远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乡村建设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有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其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也必将重塑乡村人口结构。除在当地拥有户籍、土地的农民之外，乡村还将迎来众多外来人口。多元化人口的乡村聚集，变化中的乡村业态结构，诸如一些实业家来到乡村创办企业，参与乡村工业、乡村服务业发展等等。他们如何分享乡村经济和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相关福利，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说到底，所谓“大衣哥应不应该拿补贴款”，这个命题从根源上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政策执行和补贴发放问题，而是在城乡融合推进过程中，农民身份的界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成员权利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类似的质疑和疑惑恐怕会层出不穷。回答好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多从政策上释疑解惑，更要以乡村善治加以引导，在深化改革中明晰权利，如此，“大衣哥领取小麦补贴款”方不会成为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