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区教育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社区教育被公认为是进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载体，日益受到理论界和社区教育实践者的关注。本文主要对我国学者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指出我国相关研究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社区教育 农民工 教育 述评

　　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的教育活动，因此，社区教育被普遍认为是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要途径，如2010年教育部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中强调：要充分利用社区教育资源，面向社区内进城务工人员，开展城市文明生活和农民工技能培训。目前，对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关注的学者日益增多，各类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对此类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总结、借鉴与进一步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研究的基本形式

　　(一)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在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中最常被采用，在农民工社区教育中也常以区域研究为主。所谓区域研究，就是以某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省、市，小到一个区县)为背景，研究这一区域内农民工社区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农民工社区教育区域研究通常是对某个区域农民工社区教育培训的基本情况、培训内容、培训模式、存在问题等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例如，在《关注民生——社区教育研究报告》文集中，《朝阳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模式研究》、《社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问题研究——南磨房地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典型案例研究》等就是以北京市某个区的农民工社区教育培训为主要研究内容，此外，《社会工作介入广东农民工社区教育服务的内容与路径》则是对某个省、某个市的农民工社区教育进行研究的论文。

　　(二)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侧重于农民工社区教育宏观、中观、微观的某一个侧面的研究。此类研究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研究较多，主要包括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研究、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农民工群体就业与其他社会群体就业的比较研究等。社区教育是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三个方面：社区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意义、我国农民工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教育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途径。

　　这些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对社区教育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是对实践工作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同时对实践工作的完善和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从总体上看，国内农民工社区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区域为背景，区域研究与主题研究方法相互渗透，理论探讨与实践总结有机结合、互补共进。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与这一群体身份的逐渐确定，单纯的理论探讨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建立农民工社区教育的试点基地也将成为农民工社区教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合分析国内有关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成果，以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为分析基点，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区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意义研究

　　目前，对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社区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意义研究。

　　社区教育具有全员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等特性，所以社区教育也应成为农民工获得教育支持的重要途径。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学者王杨华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作为受教育者一方，其教育需求具有特殊性，他们普遍期望获得新知识、新思想，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他们希望能够有较为灵活的课程安排便于他们边工边读。社区教育区别于正规学校教育，依靠社区力量、依托社区资源，能够满足社区成员多层次的教育需求，因此，成为可以满足农民工教育需求的良好教育形式。苏州大学学者龚长宇从社会学中社会排斥理论和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视角出发，认为社区教育对于解决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具有重要作用。

　　著名成人教育学家陈乃林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分析社区教育与农民工教育培训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经济产业结构转型期，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机会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社区教育作为最能够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类教育，可以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群体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弥补正规化、制度化教育层层筛选、淘汰机制的弊端，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教研究所学者王益宇、汪敏生阐述了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现状，认为农民工面临着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和教育排斥，社区教育是解决农民工社会排斥的一个有效途径，社区教育既能够增加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发展，使农民工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城市文化，同时促进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从而推动农民工逐渐走出被社会排斥的藩篱，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二)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研究

　　重庆行政学院学者金华宝从休闲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民工闲暇活动出现了“问题化”倾向，需要教育引导;从农民工主观来讲，农民工也具有在闲暇时间提高自身素质的需求。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罗忆源重点对青年农民工的教育需求进行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出现以来至今，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目前，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为主，较之农民工群体整体，这部分青年农民工的教育需求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接受教育培训、学技术的主观愿望非常强烈;学习需求以职业准备性需求为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个体的教育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模式的特点;但是，对教育需求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刘长海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杜时忠通过实证调研，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普遍有旺盛的教育需求，这可能与这一部分农民工的年龄、素质有关，也与流入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较高、不适应情况较严重有关。另外，相比农民工旺盛的教育需求而言，现有的教育供给明显不足，农民工普遍认为生活周边文化场所较少，接受在职培训的机会也很少，他们希望政府、企业无条件地、免费地满足其教育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李明华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同样的结果，农民工的学习欲望非常强烈，也有一定的教育支付意向，然而，城市庞大的继续教育体系对农民工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农民工教育需求的教育供给显得严重不足。因此，李明华等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社区学院系统，在所在社区向所有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或其他类型教育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教育，要无门槛进入，学费低，有学生财务资助系统，教学模式适合于求学者的实际情况，有友好的教师和高效的学习咨询等。(三)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

　　“朝阳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根据组织培训的主体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模式分为政府主导、用人机构内训和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的教育培训等三种模式，其中，社区教育参与其中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教育培训模式和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的教育培训模式。政府主导的教育培训模式又分为委托方式、直接组织方式、委托和直接组织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的教育培训模式从培训内容上看又可分为结合农民工就业开展的取证学习和结合农民工个人发展开展的学历教育。

　　温州大学学者黄兆信、万荣根从对农民工进行融合教育的理念出发，提出建立社区、学校、家庭融合教育模式，成立由社区管理机构(社区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负责，社区内学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组织运作社区教育，形成社区、学校、家庭为一体的融合教育模式，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社区、学校和家庭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四)关于我国农民工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

　　虽然社区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实来看，我国社区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却存在着严重的缺位现象。具体来看，农民工社区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黄兆信、万荣根认为我国社区教育在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缺位，他们认为虽然国家专门针对社区自治出台了相关文件，但由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仍然习惯于对居委会的具体领导和业务指挥，导致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严重的越位、缺位、错位，使得社区自治流于形式，农民工社区教育缺位。

　　“朝阳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社区教育缺少相关政策和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教育问题，但是因为资源和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缺少相关的具体操作依据和指导细则。农民工在我国当前社会的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的政策制度，基层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社区教育作为政府基层部门组织的、面对全体社区公民的一种教育形式，也就难以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流动人口教育培训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经费短缺问题是制约农民工社区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均没有划拨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专项经费，基层开展各种农民工培训工作均依靠自身筹集资金。不仅如此，农民工教育培训成本没有形成成熟的分担机制，农民工本身无力承担市场机制下的培训费用，企业和用人单位缺乏对进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五)关于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实现途径的研究

　　广州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学者向鑫指出，社会工作可以从几个途径介入农民工社区教育：一是社会工作者的直接服务;二是政府、企业支持，政府可以帮助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工会，使农民工依靠企业中正式的社会组织获得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三是民间社团参与，非政府组织能够在服务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同时向政府反馈农民工的声音;四是政府、民间组织、用工单位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支持系统，一起构成了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区教育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者席梅红则提出了由社区和农民工所在地政府协作完成的“集中培训——集体输出”策略。社区要为农民工创设安居乐业的平台;在居民和农民工之间架设情感桥梁，促进他们之间的融合;社区建立心理支持网络，帮助农民工增强自尊观念、树立自信;由职业技术学校或教育组织对农民工进行必备的职业技能教育;社区和农民工所在地政府协作完成“集中培训——集体输出”策略;提倡劳动安全观念，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安全教育;社区联系志愿者团体组成“推普小组”，在农民工中间推广普通话。

　　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社区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重新获得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自21世纪起开始获得关注，将两者结合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只是兴起于最近几年，所以，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学界对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研究都较为薄弱，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理论性研究有待加强与拓展

　　社区教育实践在我国较为薄弱，相应的，社区教育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因此，农民工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相对更加薄弱。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是社区学院，而社区学院在我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其功能与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因此，社区教育作为进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一种重要教育形式，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相应的，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就难以充分开展。所以，目前我国学者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问题大多以论述社区教育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意义为主，对于具体操作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分析较少。

　　(二)实证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所以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进行相关的实践，如北京、广东、湖南、上海等地已经开展了农民工社区教育培训，这些地方的实证性研究也随之出现。总的来看，目前的实证性研究大多数研究模式相似，主要以某区域农民工基本情况为背景，以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农民工参与社区教育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为研究对象，对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分析不够深入，诸如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结构模式、运行机制的建构，农民工社区教育课程的开发，农民工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农民工社区教育机制构建中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转变等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得以真正开展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以至于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无法落到实处，或者只是有限地开展。

　　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当前，关于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论上的薄弱主要源于此类实践活动的缺乏，而理论上的薄弱又直接影响操作层面的实践环节。因此，要加强农民工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立足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这样才可有效指导社区教育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践工作。理论研究加强对农民工社区教育培训的关注也会影响到相关决策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有效推动农民工社区教育体系建立的制度建设，真正造福于农民工群体。

　　作者简介：陈龙根(1952-)，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成人与继续教育;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张凤娟(1978-)，女，河南鹤壁人，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终身教育。浙江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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